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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14）――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大瓶、乾隆青花龙凤纹双耳方瓶

金立言

本系列连载的相关文章中已提及雍正、乾隆官窑在烧造彩瓷及单色釉瓷器方面取得的诸多成就。此外，这一时期也仍在继续生产明代官窑大量烧造的青花以及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瓷器，在传承原有技法的同时独具匠心。在此，笔者首先想探讨明代官窑青花是如何受到清雍正、乾隆宫廷追捧的。

郎世宁（1688―1766）是活跃于十八世纪的宫廷画家，传世的大量作品中，有一幅是于雍正年间所绘的《瓶花图》（图 1）。可以看到画面所绘的是牡丹插在明宣德官窑青花牵牛花纹四方委角瓶（图 2）中（注 1）的情景。

▲ 图1 郎世宁《瓶花图》轴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图2 明宣德 青花牵牛花纹四方委角瓶 高14.5厘米 口径5.7厘米 足径7.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从宫廷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乾隆帝曾经鉴赏明初青花瓷器的场景。《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图 3）描绘了乾隆帝鉴赏各式各样古玩（古董）的画面，其中就出现了四件明初官窑青花瓷器（图 4）。

▲ 图3 清乾隆 《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轴 纸本设色 纵：76.5厘；横：147.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 图4 《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中陈设的四件明初官窑青花瓷器

青花莲纹扁壶与画中所绘相一致的传世品，见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永乐青花莲纹扁壶（图 5）。两岸故宫以及世界各大公私收藏都能见到类似的永乐青花扁壶。纹饰丰富多样，其中以胡人舞蹈图（图 6）最为著名，也常见荔枝纹及各种花卉纹。

▲ 图5 明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扁壶 承德避暑山庄藏

▲ 图6 明永乐 青花胡人舞蹈图扁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青花梵文盖罐（图 7）堪称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经典作品，久负盛名（注 2），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特别的器形及书写的梵文，可知是用于宫中佛教仪式。虽无年款，但罐内底正中自左而右书“大德吉祥场”篆书款，独树一帜。

▲ 图7 明宣德 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凤凰纹罐（图 8）相似的传世品较多，皆在底部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另外，图中左边书童手中所持的明早期青花军持与画中所绘相一致的传世品可见清宫旧藏等（图 9）。

▲ 图8 明宣德 青花穿花凤纹尊 故宫博物院藏

▲ 图9 明永乐 青花缠枝牡丹纹军持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不仅欣赏明初的作品，而且也对明后期的嘉靖、万历官窑青花瓷器也是青睐有加。相关情形我们能从以乾隆帝所喜爱的历代陶瓷为对象的四本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可窥一斑，台北故宫曾在2012年举办以此为主题的特展（图 10；注 3）。绘有宫廷所藏陶瓷器的册页里，除汇集了定窑白瓷（图 11）、官窑青瓷等宋瓷外，明代官窑也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青花瓷器包括宣德花纹执壶、嘉靖龙纹杯、万历梵文小碟（图 12）共三件，实物现存于两岸故宫。

▲ 图10 “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特展海报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2年

▲ 图11 清乾隆 《珍陶萃美图册》内十页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图12 清乾隆 《精陶韫古图册》内十页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明代官窑青花的推崇，直接反映在当时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上。简而言之，皇帝喜好明代（尤其是明初）官窑瓷器的特征风格，不断尝试模仿。翻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等档案资料，可以发现多条相关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宫廷工艺制品的档案资料《活计档》中，自雍正朝至清末时期，除了将青花瓷器简称为“青花”或“青花白地”外，还多次出现“宣窑青花”、“成窑青花”、“嘉窑青花”三种记述。

例如，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的《活计档》记载了“一五三”件器物，其中包括“宣窑青花有耳盖碗”、“宣窑青花洋帽洗”、“宣窑青花梅瓶”、“宣窑青花白地蒜头瓶”、“宣窑青灵杵八宝三寸碟”、“宣窑青把莲小碟”、“成窑青花八吉祥靶碗”、“成窑青云鹤八卦汤碗”、“嘉窑青云龙大盘”、“嘉窑青龙小缸”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档案的品名虽然有的是指宣德、成化、嘉靖等明代青花瓷器，但大多情况是指清朝当时的官窑器（注 4）。证据之一是，诸如档案中的“宣窑青花白地蒜头瓶”、“成窑青云鹤八卦汤碗”、“嘉窑青龙小缸”等器，不论是传世品或窑址出土品，都未曾见到与其相对应的明代官窑器。也就是说，《活计档》中“宣窑青花”、“成窑青花”、“嘉窑青花”等记述是指清代官窑，而这些称呼是为了便于区分，是依据青花（钴料）发色（图 13）而定的。

▲ 图13 档案中出现的清朝官窑“宣窑青花、成窑青花、嘉窑青花”(从上到下)的呈色区别。

例如，“宣窑青花”是模仿明初宣德青花瓷器，为了表现相似的青花发色效果，采用多次点染绘制纹样的技法。本文所述的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大瓶（图 14）就是“宣窑青花”的代表作之一，纹样浓淡清晰，呈现颇具宣德时期青花发色特征的韵味。另外，云鹤八卦碗（图 15）是体现“成窑青花”的作品之一，直至清末仍有烧造，属于本系列连载十二中介绍的“大运瓷器”的范畴。另一方面，“嘉窑青花”青花发色明快，是为了模仿使用回青料的嘉靖青花的发色效果。此外，所谓“嘉窑青花”器物上绘制的龙纹，龙头小且呈扁平状，明显是有意模仿嘉靖时期官窑器物上龙纹的样式。

▲ 图14 清雍正 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大瓶 高55cm 私人收藏

▲ 图15 记载为“成窑青花”的清朝历代“云鹤八卦碗”

关于《活计档》，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自雍正至宣统期间虽从未间断的进行记录，但也会出现同一种类器物记载却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青花八仙纹碗，乾隆三年为“宣窑青八仙茶碗”，然而之后的记载多为“成窑青花八仙碗”。正如本系列第十二篇（图 16）中介绍的那样，“大运瓷器”是指每年为宫廷烧造规定数量的瓷器。就青花八仙纹碗这类器物而言，乾隆至道光年间几乎毫无变化地每年烧造。所以，这只是书写称呼发生了变化而已。

▲ 图16 本系列连载文章第十二篇（点击下行标题跳转阅读）

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 （12）――清乾隆茶叶末釉双耳?形瓶、乾隆茶叶末釉三足洗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指明代官窑的情况。例如，《活档记》中乾隆十三年七月提到：拿出“宣窑青龙白地罐”、“宣窑青花白地花囊”、“成窑青花白地罐”、“嘉窑青花白地大罐”等器交给唐英（1682―1753），传旨命他“照样配盖”。也就是说，依照不同的明代官窑器的纹样，烧造新的器盖。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明代官窑青花瓷器的器盖有数件是后配的（图 17），其中多为乾隆时期所配。

▲ 图17 明嘉靖 青花婴戏纹盖罐(盖为乾隆后配) 高37.2 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对《活档记》中乾隆三年的记录进一步研究，有一则记载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虽然会有些偏离原题的讨论，但颇为有趣，值得作为本文的另一话题稍作介绍。

这一年，乾隆帝下令从内务府瓷器库中取出多达“一五三”件官窑瓷器，阅后传旨命唐英“照样烧造”，并要求部分器物“去耳”或“收小些”（图 18）。这也就意味着，当时这些前朝的器物被乾隆帝作为了仿烧的“新样”（注 5）。档案中出现的“去耳”乾隆款粉彩百鹿尊（图 19）现收藏于静嘉堂文库，正是烧造于此时，由于明确了烧造年代更凸显其重要性。

▲ 图18 《造办处活计档记事档》关于乾隆皇帝专门要求烧造洋彩无耳百鹿尊的档案记载 乾隆3年（1738年）。

▲ 图19 清乾隆 洋彩百鹿尊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可是，唐英似乎也曾没能准确把握乾隆帝忠于创新的热情，多次触及逆鳞。同时，乾隆帝也极其关注官窑瓷器的烧造，并对督陶官唐英十分严格，一丝不苟。我们可从《活计档》中的几则记载有所了解。

?乾隆三年十月，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造。

?乾隆六年四月，（唐英）烧造上色之磁器甚糙，釉水不好，磁器内亦有破的，著怡尤王寄自唐英。

?乾隆六年七月，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二、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仍缮清单奏闻。

?乾隆八年七月，因乾隆元年，二两年所?造磁器釉水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责令赔补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三厘三丝五忽三微。

?乾隆十三年五月，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唐英不至诚，著他至至诚诚烧造。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磁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磁器银粮不准报销，著伊赔补。

从以上可以看出，唐英在督陶时战战兢兢，必须处处小心。另外，自乾隆初年，官窑瓷器的脚货（质量下乘者）可以向民间贩卖开始之后，产生了各种问题。为了应对重重问责和赔偿，唐英从乾隆六年开始计算各种釉彩瓷器烧造的工本费，着手编纂《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图 20）。乾隆十二年（1747）完成的这篇上奏文篇幅相当长，可谓事无巨细，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将“圆、琢瓷器所需泥土、釉料、工饭等项银两，按照造法、尺寸，分别贵贱高次，逐一详查，核造制价”。

▲ 图20 唐英《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 乾隆十二年（1747）

接下来，介绍几条与本文相关的要点。

?《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出现了琢器彩釉的种类共计二十九项。另外，圆器项目有琢器所没有记载的五项，两类共计三十四项。这相比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陶成纪事碑记》出现的釉彩共五十七项减少了23种（注 7）。

?有关青花项目的记述中有“画青花一条。宣窑一种系一手画成，如成、嘉、万等青花，画成式样之后，又有填染之工，故核制价有多寡之殊”。简单来说，宣窑青花是一次完成。成窑青花、嘉窑青花、万窑青花在画完纹样后，需要进一步加以渲染，因此花费更高。换而言之，“宣窑青花”一次即可绘成，因此相较之下成本较低。直观看来，“宣窑青花”似更复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注 8）。

?前述三十四项釉彩中，青花瓷器分为“宣窑”、“成窑”、“成窑淡描”、“嘉窑”四种，所谓“成窑淡描”应该是指只用青花绘制轮廓的器物。计算成本“宣窑”确实仅是其他三种的四分之三左右。另外，以青花配合其他釉彩装饰的还有“宣窑釉里红”、“宣窑黄地”、“成窑五彩”三种。

?《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中有关琢器的双耳的制作做了详细描述，“兽面双环耳”、“双喜耳”、“双凤耳”、“双带如意耳”、“天禄耳”、“三阳耳”、“象耳”、“眺螭耳”、“四系耳”、“三多耳”、“双管耳”，共计列举了十一种耳的形状。从成本来看，前五种为“银一钱”，最后三种为“银五分”，相比之下只有前者的一半价格。本文所举的青花龙凤纹双耳方瓶，瑞兽头上有角，因此可以判断为“天禄耳”。

《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聚焦于乾隆官窑各类器形、釉彩不同瓷器烧造所需的花费，是包含了丰富信息的重要史料。从前只知其名，不知所在。直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新发现后广为人知。

接下来将回到本文介绍的两件作品。雍正款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大瓶（图 14）高达55厘米，是一件堂堂大器。所绘缠枝花卉纹尽显大气，青花发色为了模仿明初的特征，分多次绘画填色，最终呈现的颜色浓淡有致，可称为清代烧造“宣窑青花”的代表作之一。雍正款的同类器物（图 21左上）在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器形有些许不同的乾隆款器也有公开发表（图 21右上）。

▲ 图21 雍正和乾隆官窑的同器形青花瓷器

此件雍正青花缠枝花卉纹蒜头大瓶是日本著名新闻记者坂井米夫（1900-1978）旧藏。他出生于佐贺县，1931年成为朝日新闻的驻外记者，在世界各地报道新闻的同时，收集了各国的艺术品。此件大瓶出现在邦瀚斯（Bonhams）2014年于香港举行的秋季拍卖会（2014年11月27日，Lot181），最终由中国大陆藏家高价购藏。

另一件是属于“嘉窑青花”门类的青花龙凤纹双耳方瓶（图 22），青花发色艳丽，正面朝向的五爪龙纹以及左右对称翱翔的凤凰纹交相辉映，优美的纹样与细腻的笔触相结合，令人赏心悦目。底部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 图22 清乾隆 青花龙凤纹双耳方瓶 高37.3厘米 私人收藏

于日本传世至今的这件方瓶配套有古桐木盒，盒盖内侧墨书“官窑乾隆年制青华磁插花瓶。面背画龙，左右画凤。二灵皆有升天翔云之势矣。画样尤奇，而色泽丽美，真是稀世之珍也哉。”在这段流畅的墨书题记后有“河庵痴叟”属款。虽不能确定在此挥毫的是谁，但根据文字的内容，推测是近代日本的一位文人墨客。补充一提，流传于日本的中国陶瓷，不少囊匣都有古陶瓷鉴赏家尾崎洵盛（石隐叟 1880-1966）所书的汉文题跋。

此件方瓶传入日本后被长时间秘藏，不为世间所知。2017年4月，出现于香港苏富比拍卖，后被当地著名藏家购藏。

总体而言，乾隆官窑青花瓷器基本沿袭了雍正时期样式（图 21）。乾隆改元后，展现出对于烧造“新样”瓷器的创新热情，与之相对应的是尽心尽责试图回报皇恩的督陶官唐英。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唐英编纂了《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终被乾隆帝所认可。正是以此为标准，明确了瓷器破损等情况的赔偿金额，并有效防止以督陶官为首的相关人员贪污等情况。这个章程作为重要的操作准则，一直沿用至清末。

作为督陶官的唐英不仅精通瓷器烧造技术，而且在官窑的运营管理方面也留下了赫赫功绩。《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的编纂作为官窑制度迈向健全化的重要一环，载入史册。

注：原文发表于日本《陶说》杂志2022年6月号。

本文翻译：比罗冈

注 释：

1、查阅《活计档》，从雍正年间开始就频频出现“宣窑青花”、“成窑青花”、“青龙嘉窑碗”等名称，但更多的是指明代官窑本身。例如，雍正七年(1729)以“青龙嘉窑碗”为蓝本，年希尧(?―1738)交给他，让他烧造新作品。但是，这些名称进入乾隆以后，除了新烧造盖并装在明代器皿上的特殊情况以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当时的新官窑青花。另外，雍正十三年的《陶成纪事碑记》中涉及青花的主要项目有“仿嘉窑青花”和“仿成窑淡描青花”。

2、余佩瑾：《郎世宁与瓷器》，《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故宫博物院(台北)2014年。

3、耿宝昌：《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罐》，《收藏家》1996年第2期。与此相关，流传于北京故宫的宫廷旧藏(图 7)非常有名，但另一例流传海外的无盖器，也广为人知(香港苏富比，1995年5月2日Lot21)，目前在台湾的私人收藏中。另外，据耿先生介绍，北京故宫还有一件类似的盖子，应该是在香港买的。再者,由方思圆撰写的关于梵字的意义等问题的研究笔记《十五世纪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梵文书写》，(《美成在久》2021年第1期。)可以参照。罐内底上的铭文“大德吉祥场”从左往右书写，遵循藏文的书写顺序，被认为是用于宫廷的佛教仪式。

4、余佩瑾编辑：《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故宫博物院(台北)，2012年。

5、查《活计档》，乾隆元年没有大规模官窑烧造的记录，乾隆二年开始兴盛起来。本文所介绍的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记录的153种器皿是数量最多的。乾隆二年开始在《活计档》中出现的这些器皿，在乾隆皇帝过目后，对器形等提出了修改意见，作为“新样”通知了唐英。

6、余佩瑾：《别有新意―以乾隆官窑的创新匡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故宫博物院(台北)，2002年。该研究以乾隆帝与唐英的关系为焦点，专门辟出“乾隆与瓷器”一节进行论述。

7、林业强：《清代雍乾两朝御窑瓷器四题》，《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7年。

8、孙悦：《明初永宣官窑对清代陶瓷艺术的影响》，《紫禁城》第318期，故宫出版社，2021年。

9、傅育红：《烧造瓷器章程制定后御窑烧造经费的核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试论唐英与烧造瓷器章程的制定》，《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此外，在《清代官窑瓷器史》(铁源、溪明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中，他还专门写了一节关于瓷器烧造价格标准的论述。其他相关介绍除注7外，还有奚文骏的《<制造瓷器则例章程>的解读》(《收藏》，中国收藏杂志出版社，2019年04期)等。在日本，荒井幸雄在《关于清朝陶磁的古文献》（《世界陶磁全集15 清》，小学馆，1983年）中提及了它的存在，对它的发现充满期待。在中国公开后，新井崇之发表了《<烧造瓷器规例章程册>的基础研究――清代景德镇官窑的基本规例》（《东洋陶磁》第46期,2016-2017年），并附有日语全文译作详细介绍。

THE END